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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台北7月1日电（作者 林千圃)在人工智慧科技急速发展、全球政治剧变的当下，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教育的方式与目标。位于强权认知战中心的台湾，更应该把重心放在丰富国民心智素养，以抵御讯息操纵。
根据教育家肯·罗宾森爵士的TED演讲“Changing Education Paradigms”，我们耳熟能详的讲堂授课方式，即“一群学生听老师滔滔不绝讲课”之模式，其实源于19世纪的普鲁士体制，当时其主要目的是训练公民服从国家，训练工人与军人以应对工业社会的需求。这种教育模式下的学生沈默、顺从、善于背诵知识，但因为不具批判能力而易受操纵，难以创新。
普鲁士模式后来于全球扩散，并被视为典范。然而，强调服从、背诵的方式并不能养成公民，因而，讲堂式教育本身与民主制度可谓格格不入。
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罗斯福认为：“民主的成功，有赖于一群能够做出良好判断的公民。因而，保护民主的关键，即是公民教育”。所以，为了让国人与往后的世代享有民主，以及因民主而来的自由、法治与繁荣之果实，革新教育方法是必要的。
笔者曾投书倡议义务教育与国民教育应纳入批判思考、逻辑推理、公民权利义务与资讯素养等科目，以提高国民的识别与防卫假讯息的能力。托马斯·库恩在《The skills of argument》一书中也指出，论辩技巧并非天生就有，而是需要透过实践与学习来获得。因此，问答法教育（Socratic teaching）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种教育方式。
然而，有批评认为问答法要求的阅读量过大，因而对于老师和学生的压力也会更大，而且常有人认为学童和青少年无法进行深入的思考。笔者反对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说法低估了问答法在维护民主和培育高级人才方面的长期价值，这些价值本身就值得我们做出投资。再者，这种观点有一种将人视为工具的专制色彩。
笔者认为，就算是儿童，也完全有能力进行问答法的学习。根据我的授课经验，无论在台湾、中国大陆还是美国，只要接受过问答法的训练，学生都能很好地讨论各种问题，例如“为什么冥婚不能被认为是婚姻？”、“为什么刑法不惩罚儿童？”、“为什么法律禁止色情？”等。这些问答会让学生不断深入思考，对于一些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进行质疑，并进一步理解自己的语言，并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至于师资培训，笔者认为应该让教师直接体验问答法的教学环境。培训教师的人必须是精通问答法的人。在台湾，有许多人获得了美国的法学博士（JD）学位、哲学博士学位或者其他欧美名校的人文社科博士学位，他们都深度熟悉问答法，因此完全有能力成为优秀的师资培训者。
台湾需要适应这个变动急速的世代，更新教育方式，提升人文素养与批判思考能力，让台湾人能在资讯爆炸的时代中做出明智的选择。而问答法教育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作者：林千圃，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敦法学博士生(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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